肿瘤和癌症有什么区别？中医对肿瘤的认知历史
一、肿瘤和癌症有什么区别？
在民间把恶性肿瘤统称为癌，其实这是不对的，癌症只是肿瘤的一种恶化表现，属于恶性肿瘤，然而不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都是癌，癌只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恶性肿瘤中有一种叫“肉瘤”的杀手，比如说“骨肉瘤。
肿瘤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良性肿瘤生长缓慢，且呈膨胀性发展，有包膜，不侵犯周围组织，质地相对较软，与正常组织界线清楚，手术容易切除，不复发、不转移，局部也不发生坏死和出血。
癌是能够迅速生长，且不断侵犯周边组织，质地很硬无包膜，可向周围扩散、蔓延，有较强的破坏率和杀伤率。
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是不能混为一谈，良性肿瘤的细胞与正常细胞相似，无核分裂现象，对人的生命没有影响，比如脂肪瘤、纤维瘤、子宫肌瘤等。
恶性肿瘤除了体积增大阻塞或压迫周围组织外，细胞已经完全失去正常生理功能，最后导致人的死亡，比如肺癌、鼻咽癌、食管癌等。
而“肉瘤”也是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它是由间叶组织包括纤维、脂肪、平滑肌、横纹肌、软骨、骨、血管、淋巴管和淋巴造血组织等组成，所以，“肉瘤”又分为纤维肉瘤、脂肪肉瘤、骨肉瘤、淋巴肉瘤等等。
有一种肿瘤位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称为交界性肿瘤，是指组织形态和生物学行为位于良性与恶性之间也称为中间性（或中间型）肿瘤。
癌症属于恶性肿瘤一类，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可谓历史悠久，经历了基础奠定、理论成熟、学术繁荣和提高发展等不同阶段。
二、中医对肿瘤的认知历史
1．基础奠定阶段
早在多年前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了解，那个时期的甲骨文上已记载“瘤”的病名，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最早文献。先秦时期的《周礼》记载了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疡医”，其日：“疡医掌肿疡……之齐。”所主治的“肿疡”就包含现今临床上的肿瘤，并主张内外结合治疗，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说明了公元前n世纪古人对肿瘤的治疗方法已有了深刻认识。
对于肿瘤疾病较系统的认识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开始的，该书奠定了中医肿瘤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内经》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也作了论述，认为肿瘤形成与正气虚弱、外邪侵袭、七情内伤均有关系。《灵枢·九针》云：“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者也。”认为外邪侵袭，可致肿瘤发生。《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美其食……其病皆痈疡。”此处的痈疡，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有体表溃疡的肿瘤，指的是饮食不节能致体表肿瘤。《灵枢·百病始生》云：“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指的情志不畅，则易患肿瘤疾患，这与现代临床认识肿瘤的病因相符。《内经》中所提出治疗原则，如“坚者削之”、“结者散之”，对当今防治肿瘤疾病仍然有指导意义。
继《内经》之后，秦越人所著《难经》更详细论述了某些内脏肿瘤的临床表现和成因机制，如《难经·五十六难》对积聚病的病位、病性和具体症状均有记述，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
秦汉时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载人参、杜仲、白术、大黄、半夏的效用与治疗肿瘤疾病有关，其中有治疗肿瘤一类疾病的中药达余种，大多现仍为临床治疗肿瘤的常用药。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对“胃反”、“积聚”及妇科肿瘤等病因病机、治疗法则、处方用药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还较明确地指出了某些肿瘤的鉴别与预后，书中的许多方剂如鳖甲煎丸、大黄廑虫丸等至今为临床治疗肿瘤所常用。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认为肿瘤的起因由脏腑“蓄毒”而生。华佗对体表、黏膜的肿瘤的外治方法有明的治疗效果。
总之，秦汉时期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为后世肿瘤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理论成熟阶段
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医对某些肿瘤如甲状腺肿瘤、乳腺肿瘤及其他内脏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诊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治疗方法上也呈现多样化，这一时期对中医肿瘤的认识理论逐渐趋于成熟。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当时医生的急诊手册，书中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恶化过程有全面的认识，认为“凡症见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症有结节，便害饮食，转赢瘦。”书中使用海藻治疗瘿病，一直为今人所沿用于治疗甲状腺肿瘤。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有关肿瘤病因证候共条，分门别类详细记载多种肿瘤疾病病因、病机与症状，如“症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等病证，表明当时对肿瘤的认识理论已十分成熟。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开始按发病性质和部位对“瘤”进行分类，出现了“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等分类。和《千金要方》同时代的《外台秘要》中记载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使用大量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特别是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的病例，开创了内分泌治疗肿瘤的方法，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从这一阶段的医药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到了隋唐时期，中医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方法认识理论已十分全面而成熟，为后世中医肿瘤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学术繁荣阶段
宋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医学理论日益丰富，中医防治肿瘤的理论也不断充实，对肿瘤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促进了肿瘤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中第一次提及“癌”字并论述“癌”的证治，把“癌”列为痈疽“五发”之一，提到外贴治疗“癌发”。《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对癌的症状、病性描述更为详细，认为癌症是“毒根深藏”造成的，为后世苦寒解毒法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提出了癌有“穿孔透甲”和易于浸润、转移的性质。由宋政府主持编撰的《圣济总录》论述了体内气血的流结或某些不正常物质的滞留，可能产生肿瘤疾病，并载有类似肝肿瘤的肝著、肝壅、肝胀等病的证治
金元时期，刘完素力倡寒凉用药以治疗火热病，对后世用清热解毒、清热泻火等法治疗肿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并创立补中益气汤、通幽汤等，对于癌瘤患者有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作用。朱丹溪主张以“润养津血，降火散结”为主，在《丹溪心法》中对乳岩、积聚痞块的形成、演变、预后和治疗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
明代温补派代表张景岳《类经》和《景岳全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人关于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对积聚的辨证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将治疗积聚的药物归纳为攻、消、补、散四大类。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丰富的抗肿瘤药物如贝母、黄药子、海带、夏枯草、半夏、南星、三棱、莪术等百余种。
清代已开始强调肿瘤预防、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的重要性，吴谦主撰的《医宗金鉴》提出，如能早期发现，施治得法，癌疾也是可以治愈而“带疾而终天”的，这与我们现在临床上许多肿瘤患者，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就能带病生存的观念是一致的。吴氏还认识到肿瘤生长的部位多与脏腑、经络有关，如认为“乳岩”属于肝脾病变，崩漏、带下等属于肿瘤类病者多属冲、任二脉病变。
明清时期，中医肿瘤学术的繁荣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进一步认识到肿瘤疾病的发展与预后，提出了肿瘤应当及早治疗，对肿瘤的治疗方法也更加丰富，特别是了解到更多的药物对肿瘤有治疗作用，对临床的指导意义重大。
4．提高发展阶段
清末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对肿瘤的认识开始了中西医的汇通时期，随着现代医学的渗透，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也有了显著进步和提高。清末王清任创立的“逐瘀汤”系列对后世活血化瘀法治疗肿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中用阳和汤、犀黄丸、千金托里散内服，蟾蛤外贴，确立了许多有效治癌方。唐容川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早期代表，在其所著的《血证论》、《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书中所论“痞滞”证类似胃癌、肝癌、胰腺癌等，他认为痞满、积聚、症瘕等肿瘤类疾病与气血瘀滞脏腑经络有关，提倡活血化瘀治法。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在“治膈食方”中提出用参赭培元汤治疗膈证，阐释了食管癌与胃底贲门癌的病因病机与治则，强调补中逐瘀法则，为扶正固本法治疗癌肿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中西医结合思路治疗肿瘤
以中西医汇通思路研究肿瘤从清末开始一直影响到现在，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领域利用现代技术从实验和临床角度对肿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不断探讨中医治疗肿瘤的新方法，中医肿瘤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治疗肿瘤疾病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中医将传统中医理论与实验、西医学、生物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合一体，多方位研究肿瘤的防治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取得了明显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文献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将中医的病因主要分为内因、外因和体质因素三个方面，病机主要有正气虚弱、气滞血瘀、痰湿内聚、热毒内蕴四个方面，且正虚为肿瘤成因之本，邪实为肿瘤之标，肿瘤疾患多虚实夹杂。根据肿瘤的病因病机，将中医治疗肿瘤法则定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祛邪又可分为活血化瘀、祛痰利湿、清解毒热等治法。
(2)证实了许多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具有抗癌作用中药的疗效，并研究了抗癌作用机制。发现中药抗癌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扶正药物主要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间接起到抑瘤抗癌作用，并减轻临床症状，延缓生命；祛邪药物主要直接杀伤癌细胞和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扶正常与祛邪共同起效，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3)针对放疗、化疗所引起的副作用，中药具有减毒和增效作用。近年来研究不断证实，在放疗、化疗同时，根据临床辨证论治配用中药，不仅可以增加抗癌效应，还能减轻放疗化疗对机体的毒副作用。目前中西治疗方法并用治疗癌症有大量的文献报道。
总之，现代中医学从预防到治疗肿瘤方面均显示了明显优势，中医药方法作为抗癌手段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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